2008-01-14
山坳上的2007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经过这一年后将要迈入“而立之年”。而近30年来，我们已经翻过了一座座曾经似乎那样难以逾越的大山。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而未来，随着全球化的大潮席卷，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加巍峨险峻的山峰、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观。正如***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1982年，诗人韩东发表了一首朦胧诗《山民》：小时候，他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那边的那边呢？”/“山，还是山”/他不作声了，看着远处/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他想，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他只能活几十年/所以没等到他走到那里/就已死在半路上/死在山中/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到他死的时候/儿子就长大了……/他不再想了/儿子也使他很疲倦/他只是遗憾/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
或许，以这首诗为2007年作结有些沉重。但是，我们只想表达这样的心情：走下去，海就在山那边。
通胀谜局
“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这是2007年最充满希望，也是最自嘲的一句话。
CPI是什么？如果2007年8月以前你不知道，大家很理解你；如果到2007年10月你还不知道，大家会很同情你；如果到2007年11月你仍然不知道，大家就只能对你敬而远之了。
2007年8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连续6个月突破3％警戒线后骤然摸高6.5%；9月虽略有下降，但仍然在6％高位徘徊；10月则回到6.5%；11月更是突破6.9%，创10年来CPI增幅新高。至此，全年CPI涨幅已基本锁定在4.7%左右。
传统的经济学教程告诉我们，CPI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而当CPI跑得不比刘翔慢的时候，经济学家又对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存在通货膨胀产生了严重分歧。
乐观派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为代表。他们认为，当前物价上涨仍属结构性调整。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有6年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因此目前创造的“历史高点”并不具有实际可比性。乐观派的另一种观点是，从国际上看，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GDP年增长率平均在5%左右，与此同时它们的通货膨胀年均率为6.7%。中国经济连续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年CPI增长4.7%，应属正常范畴。
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悲观派则并不这么看，他们首先对“结构性通胀”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经济学家周其仁明确表示，从来没有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结构性通胀”的概念只会模糊焦点。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从农产品价格到劳动力成本都在持续上涨，资源环境成本上升、出口成本提高，以及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也都会推升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推动通胀。
悲观派还环顾全球，他们发现2007年9月、10月CPI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有7个；美国10月CPI达到3.5%，也超出美联储的警戒上限。看起来，全球性通货膨胀就在眼前。
经济学家的争论莫衷一是，但是11月底规划明年经济走势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则是明确的：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一判断综合了反正两方的观点，并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上来———“防止”。如何“防止”？中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是一项标准的经济学操作。但是，经济学家的忧虑接踵而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中国经济要“平稳较快发展”，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寻求政策平衡？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
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他甚至不无玩笑地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只是印刷行业的问题。”但是，人们普遍相信，发行了太多货币进而助燃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其实正是美国政府。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供钞机”，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资本流动性大幅提高。弱势美元政策也使得全球能源、农产品、原材料、贵金属价格居高不下，刺激通货膨胀在全球泛滥。那么，中国的紧缩政策能够独立支撑这样的局面吗？
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肯定会呈现与2007年不同的更多不确定性。如果在不确定的形势下，贷款指标定得过低，控制得过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会过大。
升值抉择
12月28日，2007年银行间外汇市场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以7.3046改写2005年汇改以来的纪录。它会成为2008年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告吗？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7年的一次会议上曾给出了以汇率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则性回答：“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根据有关机构最近发布的测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进口石油、大豆以及猪肉等的价格都会迅速下降10%左右。显然，人民币升值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仍呈持续扩大状态，全年有望突破2600亿美元，同比增幅近五成，外汇储备则可能在年底突破1.5万亿美元。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
200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从年初的7.8附近一路攀升至7.3左右，累计升值将近7%，远远超出了年初市场预测的5%的升值幅度。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还将超过7％。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2月25日公布的报价，人民币兑美元的1年期远期报价为-5200/-5000，也就是说一年后汇率大概在6.8061/6.8261，升值幅度将在7.6%左右。
但是，以人民币升值遏制通货膨胀也只是硬币的一面。
广东银监局资深金融专家王敏表示，如果迫于国内外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升值，我们至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部分的对外贸易优势丧失，外贸形势可能逆转，出口拉动因素的改变有可能使经济增长降下来，从而会凸现社会矛盾；二是我国的外汇资产（如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在缺少汇率风险对冲手段的情况下，汇率损失意味着国民财富的流失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三是对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客们将获利离场，如果短期内巨大的资金外流，容易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如果控制不当，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有过血的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刘煜辉更认为，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有本末倒置之嫌。他说，国际收支失衡其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最终它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他建议：“对于当下之中国，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是摆脱投资消费失衡困扰的唯一正确出路。”
转型阵痛
从紧的货币政策、降顺差的政策抉择、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步伐、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市场预期，如果将这些决策所影响的范围互相重叠，你会发现，承担所有交集的只有一个群体———外贸出口企业。
连续的紧缩性外贸政策，宣告了过去以政策优惠为主导，以资源密集型为特征，以产业链低端产品为主要加工对象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终结。“高成本”犹如尖利的芒刺，深深刺入中国外贸企业的脊梁，不留情面地逼迫他们转型升级，刺激着他们向“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端领域”奔跑，因为那个方向存在疗“痛”的唯一“希望”。
当“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减缓顺差增速”等成为2007年商务工作的头等大事之后，频繁的政策出台便一下一下“催人奋进”，对高新技术产品和对“两高一资”产品的爱与憎，竟是如此分明。
一边是税收与财政之手：4月15日起，国家调整钢材出口退税率，其中热轧卷材等83个税号的钢材，取消退税；冷轧卷材等76个税号的钢材，退税率由8%降为5%。
6月1日起，对142项资源性商品加征出口关税，其中重点是对80多种钢铁产品加征5%～10%的出口关税。在进口方面，则对包括资源性产品和日用品在内的209项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
7月1日起，再调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进一步取消了553项“两高一资”产品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服装、鞋帽、部分钢铁制品等。
12月20日起，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84种原粮及其制粉出口退税。
另一边是贸易政策钢鞭：4月5日，国家发布新一批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涵盖了1800多个税号产品，涉及出口金额约300亿美元。
7月23日，首次发布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12月21日，公布今年第二批禁止类目录，除了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矿产品、化学产品、塑料及其制品和铝制品等外，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百项钢铁及制品。
商务部表示，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类目录的调整将成为常态。目的就是限制加工技术水平较低、生产工艺水平落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加工贸易，不断优化加工贸易商品结构，提高加工贸易发展水平。
一方面是国内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外媒体“恶炒”、美国次级债、贸易摩擦等影响，2007年的中国外贸企业，似乎就是一个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由于现实有点杂乱、步子有点急，一时竟不知所措了。
大批企业哀呼“吃不消了”。他们认为，政府虽然没有必要强拉住一些企业，但却有义务关注广大“子民”的疾苦和承受力，并尽快研究对中小企业相应的扶持办法，而不是一刀砍下所有尚未粗壮的枝杈。
但在困境中，也不乏乐观者。广东宝丽雅集团董事长叶仲平就指出，“革命”一定程度上是残酷的，当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摆脱始终处在价值增值链低层次的境遇，“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一些外部动力”。
或许，重压之下，当提高经营水平与综合效益、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及更加重视出口品牌培育和附加值提高等单个企业的微观行为成为大部分企业的共同选择时，就会从宏观和长远上推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实现整体出口产品的转型升级。但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严启发也同时强调，我们不能忽视外部压力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行业出口的结构性影响，要防止贸易结构的急剧变化对我国整体就业、经济、税收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同时避免持续强硬的外部压力导致我出口竞争力拐向逆转的“质变”发生。
阵痛不断袭来，它会是即将到来的一次美丽新生的宣告吗？
2007年，我们正置身于这片山坳。体会，思考，找准未来的道路。
我们的背后是“乌蒙磅礴走泥丸”，面前则是“无限风光在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