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可是，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的历史瞬间，却改变了一个大国的命运，改变了几十亿中国人的命运。
***总书记1月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回顾总结，以生动的事实、伟大的成就、成功的经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温故是为了知新。从今天起，本版将开设“春天的故事：30年改革开放路”栏目，让我们与读者一起，用2008年全年50期左右的篇幅，粗浅地勾勒出中国商务事业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轮廓。
透过这个淡淡的、美丽的轮廓，我们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辉煌的过去，更是恢宏的未来。
对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教授的专访约在下午2：30，此时他刚讲课回来，接下来还有几个会议要开。作为研究跨国公司的专家，王志乐接到的各方面的邀请和任务委托不断，而这次采访也是很不容易地在他的工作日程中找到了一个间隙。为了节约时间，记者和王教授的对话直接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
改变“我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当时我正在大学念书。”王志乐回想起30年前那一幕。“我是从电台广播中听大会公报的，党中央决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可是说到大家心里去了。当时越听越来劲，我激动得从宿舍二层床上跳了下来。”
1979年，王志乐考上了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近现代经济史。他对德国崛起发生了浓厚兴趣，并把此作为研究生论文题目。他发现一个国家的崛起取决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德国的发展是由政治统一、工业革命、教育改革、科技发展等几个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推动的。
毕业以后王志乐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不愿停步，1985年他前往德国进修。在那段时间，德国产业和大企业的发展史给王志乐很大的启发。“我发现这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一批重要企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于是王志乐把对企业的研究锁定为重点，并到西门子、大众等公司实地考察。
不久后，他到瑞士继续进行研究，仍以产业和企业发展为主。王志乐说这段时间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对世界的看法也与原来在国内时不同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我也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这对我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视野扩大了的王志乐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回国，尽管仍在人民大学任教，但他的教学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的讨论式教学被他引进课堂，这一新尝试还被列在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文集里。
而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改变也发生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转轨1992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而对于王志乐同样如此。那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奠定基调。王志乐则在那年4月转换了跑道。
说起“跳槽”的原因，王志乐说：“我觉得自己在德国、瑞士学的东西在大学里教书有些发挥不出来，特别是企业史、经济史研究应该结合到实践中。我提出到当时的外经贸部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也表示欢迎，我就这样来了。”
转轨的不仅仅是王志乐本身。
在他回国后不到一年时间，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碍不复存在，全球市场出现了。恰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1992年1月南方视察讲话，要求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有了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开始全面调整战略，把产业链、营销铺设到全球新市场。中国在这个时刻提出要扩大开放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大国在这个转折点如此迅速地抓住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正是从那时到现在的15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正是跨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时，中国提出了扩大开放，因而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王志乐回忆，1993年9月，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国公司与中国大会，会议邀请到四五十家世界大公司代表。时任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的***会见了其中15家跨国公司代表，明确表示中国要积极支持跨国公司在华发展。
有幸参加了那次大会的王志乐敏锐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企业的角度对外资政策进行研究。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契机，一家中德合资公司出资双方产生了矛盾，出现了“合资不合作”的问题。应企业管理者邀请，王志乐经过五六次实地调查，与近20位中德双方管理人员对话，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做出结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份报告被中德双方采纳，本来充满矛盾的合资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走上“合资又合作”的坦途。
首战告捷，王志乐真切地感到企业研究的价值。
机遇王志乐找到了自己的轨道。他遍访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了西门子、大众、巴斯夫、拜尔等当时在华的几乎所有德国公司，发现了它们之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和经验教训，并就此撰写了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送到了李岚清副总理那里。他做了批复，认为这个报告写得好，应该翻译成德文，让德国人也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