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今是既有近忧，也需远虑。近忧不必详述，在这座城市，人人可以感受到，差别是感受程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长远。差别在于：有人用心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有人用情表达对香港前景的忧虑，有人兼备二者而各有不同偏重。

　2008年12月8日，曾荫权先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机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公开表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已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2009年香港经济负增长似乎无可避免。虽然估计全球经济将于2010年开始回稳，但香港市民要有心理准备，未来12个月将会是非常困难的日子。这便是关于香港近忧的警报。近忧不必详述，在这座城市，人人可以感受到，差别是感受程度。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长远。差别在于：有人用心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有人用情表达对香港前景的忧虑，有人兼备二者而各有不同偏重。

　2008年12月2日《信报》页12发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题为《从速建立宽广思考框架》的文章，12月9日《明报》A28「观点」版发表香港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和该中心研究助理陈英明的题为《香港经济转型及产业发展──重新定位　重新再来》的文章，12月10日《明报》A31「观点」版发表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题为《成也金融、败也金融？》的文章，是用心思考香港长远出路的例子。

用心思考香港长远的出路

　第一，3位作者都谈及市场与政府关系必须重新界定。

　吕大乐教授和张炳良教授明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香港社会「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吕大乐），而「当前金融危机下，人人都说政府应干预，但是，主要还是期望政府纾困而已，乃出于一时的彷徨及民粹主义，多于意识形态深层的转向。」（张炳良）

　赵晓斌、陈英明明确主张「特区政府应马上重整『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变『积极不干预』为『积极参与』，变行政型的『小政府』为积极增长型的政府（Proactive　growth　state）。」

　第二，3位作者都谈及香港本地产业结构多元化问题。

　吕大乐教授指出：「就算香港已经明确定位为一个『后工业』城市，它仍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服务经济，以防止在经济活动上过度倾斜，难以应付衰退所带来的冲击。」

　赵晓斌、陈英明认为：「香港要坚定作为中国通向全球经济的转变，不止要发展商贸及金融中心，更要建构全面及健康的经济产业。香港有工业的基础，在发展教育、医疗、运输等基础项目的同时，更要突破中港界限，利用中国的腹地建立健全的本土实体经济，发展工业及创新产业，以完善经济产业结构，全面发展。」

　张炳良教授承认香港存在着高学历、高技术与低学历、低技术劳动力并存的结构性问题，但他批评关于经济结构多元化以解决上述两类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主张不可行或不易行；他认为「当今之道，是重估金融中心的战略优势，并以整全（holistic）观念去演绎金融中心的定位。」「金融中心不等于只有金融业。一个成功具辐射力的全球金融中心，有赖健全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优秀的各专业与企业管理服务、发达而走在前列的信息科技基建，及相关配套的知识与教育结构。金融中心只是『点』，它要发展广大的『面』，并经营多元的下游经济活动。」

完善香港经济长远发展战略

　然而，与金融业相关联的「多元的下游经济活动」能为香港大量低学历、低技术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吗？张炳良说「一个多元多面向的全球城市或枢纽，其市场也是全球性的，本地制造业资本未必要全是本土生产才算发展工业，也可在全球各地生产，其增值也是造福本地经济的；如是，则在内地的大中小企，其实正是本港制造业实力持续的明证。」

　然而，这些企业毕竟是在香港以外提供就业机会，是否香港的低学历、低技术劳动力必须离开香港到内地或其他国家的企业找工作？

　赵晓斌、陈英明主张香港「在不妨碍和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下，积极参与全球、国家以及本地灾后重建，重新定位，重新上路。在国家层面协商加强世界监管机构的角色，以及强化地方政府在参与全球化的作用，将全球监管本地化。在国家及地区（广东、珠三角）层面，要全面参与到当前的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本土经济。」同时，建议在港深边境以及广东省珠三角适合的地方，兴建香港管理模式的生产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基地，并以积极态度加强港深合作。

　他们的这些意见，可与进一步发展香港金融中心的意见相结合，以完善香港经济长远发展战略。